中國金融業發展壯大的歷史，就是一部打破“大一統”金融體制，轉型為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的金融業的歷史。
正是得益于三十余年金融業的改革發展，[寧波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中國金融業不但全身而退，更反超了西方的金融巨頭。與GDP規模位居世界第二相一致，中國金融業成長為國際金融體系中不容忽視的重要力量。
英國《銀行家》雜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前1000家銀行排序顯示，工商銀行、建設銀行2010年的凈利潤分別達到325億美元和264億美元，分列全球第一、第二名。
若以一級資本排序，工行、建行、中行與農行分列全球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四位。若以排序變動幅度而論，在位置上升幅度最大的全球十大銀行中，中國銀行(2.74,-0.01,-0.36%)業占據半壁江山。
“從1978年，人民銀行既發行鈔票、又吸收儲蓄的金融“大一統”開始，歷經三十余年的圖治，中國金融業正呈現出銀行、信托、證券、保險等各類金融機構百舸爭流的景象。”
“包打天下”與“百家爭鳴”
“中國經濟改革是以市場為導向，金融體制的改革也是以市場為導向。”在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來，改革開放以前，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金融則是“大一統”的金融制度。
所謂大一統，就是人民銀行一家包打天下，不但身兼中央銀行的職能，還開辦吸收儲蓄等商業銀行業務。這一框架下，中行僅僅是人行專營外匯業務的一個部門；農行也是人行專為農村提供金融業務的部門。此外，財政部還下設建行，專門管理和分配撥給建設項目的政府資金。
最初的變革發生在1984年：工商銀行從人民銀行中分立而出，加上之前的中行、建行、農行，中國形成了四大專業銀行體系。與此同時，人民銀行則專注于中央銀行的職能。
中國的這種專業銀行體系持續了約十年之久，1993年12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全面重塑中國的金融體系。事實上，從效果看，這一決定基本奠定了今后中國金融生態的大框架。
上述決定提出的金融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在國務院領導下，獨立執行貨幣政策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系；建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離，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組織體系；建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嚴格管理的金融市場體系。
根據上述決定，1994年，國開行、農發行、進出口銀行相繼成立。在此之后，股份制銀行、農信社、城信社也漸次登上金融舞臺，一時間，中國的銀行業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國有銀行“突圍”
在銀行業迅速擴張的同時，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后一次重大的機遇——加入WTO。加入WTO，意味著中國金融業要和實力、經驗遠勝于己的西方金融機構競爭。
撇開入世不談，更重要的是，當時以四大行為代表的中國銀行業在快速發展過程中已積累了大量的風險。以國有大行為例，四大行報告的不良貸款率約25%，但市場的估計基本在35%至40%之間。
當時國際上甚至流行著一種觀點，即認為中國的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經破產。
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其專著《大行蝶變》中稱，在改革節奏上，亞洲金融危機加大了中國金融改革的緊迫感。
中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介紹稱，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進國有大行改革：1998年，通過財政發行2700億特別國債補充國有大行資本金；1999年，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承接國有大行和國開行剝離的1.4萬億不良資產。
到了2003年，中國金融業改革迎來高潮：當時，國家決定啟動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創造性地運用國家外匯儲備注資大型商業銀行，按照核銷已實際損失掉的資本金、剝離處置不良資產、外匯儲備注資、境內外發行上市的財務重組“四部曲”方案，全面推進改革。
2005年，建行率先在香港上市，中行、工行則于2006年上市，農行在2010年也登陸了資本市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終于順利圓滿完成。
在交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看來，這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銀行的整體實力明顯增強，公司治理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地位也得到大幅提升。
證券、保險齊頭并進
一直以來，在中國的金融業結構中，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占比超過90%以上。不夸張地說，銀行業的改革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金融業的成就。但需要強調的是，銀行業天翻地覆變化的同時，證券、保險、信托等其他非銀行業金融機構并未沉寂。
資本市場方面，從上世紀90年代，上海和深圳兩家證券交易所籌備成立算起，中國的資本市場已歷經20余年的發展。
截至目前，我國投資者賬戶已經超過1.6億，市場規模也已升至世界第二，規模上已是十足的世界級市場。
保險市場方面，改革開放之初，我國保險市場由一家公司經營，全部保費收入只有4.6億元。而行至2007年底，全國保險公司已達到110家，總資產2.9萬億元，實現保費收入7000多億元，市場規模增長1500多倍。
保監會原主席吳定富曾在署名文章中稱，保險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逐步成為服務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為支持投資、擴大消費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
此外，信托、租賃、擔保、典當等其他非銀行業金融機構更是在最近三十年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過程。2008年以來，中國信托業的信托資產規模每年以約一萬億元的增長不斷刷新紀錄，2012年6月末達到5.54萬億。
填充央行工具箱
一方面，金融機構主體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中國的金融基礎設施；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也在日益豐富。
改革開放之前，財政是國民收入分配主體。財政政策在經濟運行調控中占據主導地位，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綜合信貸政策，強調的是“錢隨物走”。資源的分配主要通過行政命令決定，某種意義上來說，當時并沒有真正的貨幣政策。
1983年9月，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此后，人民銀行設立了人民銀行理事會，作為協調決策機構；建立存款準備金制度和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貸款制度，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1995年《人民銀行法》獲得通過，首次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了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地位。根據《人民銀行法》，央行不得向財政透支，央行的獨立性得到大大加強。
行至目前，人民銀行宏觀調控工具箱中的工具已經大大豐富，不但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等威力巨大的“終極武器”；更有央票、正逆回購等公開市場操作工具，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央行票據。
“2003年以后隨著流動性過剩壓力增大，大規模對沖與公開市場操作工具不足的矛盾凸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張曉慧表示，為此，人民銀行積極開展公開市場操作工具創新，從2003年4月起發行央行票據，為順利完成公開市場對沖操作任務提供了可能。
以2006年至2010年11月為例，央行共開展公開市場操作約33萬億元，其中發行央行票據約20萬億元，開展回購操作約13萬億元。央行票據的發行，極大地對沖了外匯占款的壓力，成為中國化解通貨膨脹壓力的主要手段。
在央行完善中央銀行職能的同時，此前對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責則分解至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三家監管機構之中。
2003年，中國銀監會在北京正式掛牌成立，加上央行、保監會、證監會，中國金融管體系中的“一行三會”組織架構正式成行。
匯改變遷
談到中國的金融改革，無法回避匯率形成機制這個核心話題。
1994年之前，我國先后經歷了固定匯率制度和雙軌匯率制度。1994年，匯率體制實施重大改革，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價格正式并軌，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匯率并軌之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保持穩中有升，海內外對人民幣的信心不斷增強。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
而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減弱以及中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2005年7月21日中國再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對美元一次性升值2%。但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為了應對危機，人民幣匯率短暫收窄了浮動區間。
直至2010年6月19日，中國再次啟動匯改，此后匯率改革穩步推進。就在今年，央行還曾擴大了人民幣對美元每日浮動區間，從之前的上下0.5%擴大至上下1%。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丁志杰(微博)認為，2005年以來，在自主、可控、漸進原則下，人民幣匯率改革不斷推進、深化，盡管中間有所波折，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正趨于完善。
統計顯示，從2005年7月份算起，真實的人民幣匯率升值已經超過了25%。
“至少從現階段來說，非常明顯的是，人民幣匯率已經接近于均衡水平。”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稱，在過去五年中，中國進行了很多、很大力度的匯率改革。
在2010年匯改重啟的同時，[大連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人民幣還迎來了另一項重大的變革，即人民幣國際化開始起步。
截至2011年末，人民銀行與韓國、馬來西亞等14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當局簽署了總額為1.3萬億元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而整個2011年，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跨境貨物貿易累計發生額就已高達1.56萬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