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筆涉及金額6700萬元的單一信托因合同雙方產生糾紛，投資者王軍將新時代信托告上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
王軍稱自己投資的是新時代信托鑫風1號，最終卻未告知投資的是新風13號·13博瑞格投資單一資金信托計劃，要求新時代信托賠償6700萬元。
王軍及其丈夫王震5月24日稱，[廣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在投資期間甚至不知道新風13號的存在，從始至終，自己并未在新風13號合同以及承諾函等材料上簽過字。
王軍夫婦稱，他們原本簽的合同投資的是鑫風1號，而這份合同卻被中信銀行的理財經理“偷走”了。
實際上，在合同丟失后，王軍夫婦曾去中信銀行國際大廈支行理論，該行負責人對他們表示，這是理財經理的個人行為，銀行并不知情，但可以幫助其要回合同。不過，中信銀行最終給到他們的合同復印件卻變成了新風13號。
有意思的是，現在王軍夫婦要求包頭中院對現合同的簽名進行筆跡鑒定，卻在5月22日，被法院以“事實查明與鑒定事項無關連”而駁回。
也有業內人士指出，要查明真相還有一種辦法，只要把當時VIP室的錄像調出來即可，但中信銀行卻始終拒絕調取錄像，并稱，“此事是員工的個人行為”。
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故事背后，究竟是誰在撒謊？
新風13號真假之辯
信托到期無法兌付，是王軍與新時代信托之間合同糾紛的導火索。今年2月5日，王軍起訴新時代信托不當得利一案在包頭中院正式立案。
4月27日，在第二次開庭中，新時代信托代理律師舉證中，包括合格投資者盡職調查表、委托人存折、承諾函、盡職調查報告、交易指令。
新時代代理律師認為，這一組證據證明新時代信托是基于王軍的委托設立新風13號，并且簽署相關文件，其后被告將6700萬元匯入到信托合同指定信托帳戶，雙方建立信托關系，因此有理由相信原告已認可6700萬元用于投向山東博瑞格生物資源制品有限公司2013年中小企業私募債券。
而且還拿出13博瑞格認購協議、新時代信托向信達證券的匯款憑證、信達證券法律代表人專項授權委托書；原告相關代理人向被告發送的郵件，授權委托書以及相關的公正、原告曾經委托代理人參加債權人會議等證據。
由此證明原告自始至終知曉信風13號的存在，原告認可6700萬元是投資13博瑞格券，而非所謂的不當盈利。
不過，王軍稱，直至6700萬元這筆信托到期都不知道新風13號的存在。直到合同丟失，去年12月底，親自到新時代信托拿到的是新風13號合同復印件，才知道轉給新時代信托的6700萬元并未用于購買鑫風1號產品，而是在其不知情的情況下，購買了13博瑞格。
據資料顯示，13博瑞格發行人為合資企業山東博瑞格，主營環保餐、器具。13博瑞格共募集8000萬元，2016年4月16日到期，目前因博瑞格經營問題無法兌付。
“13博瑞格是否兌付與我們沒關系，因為當初簽合同時不是新風13號。”王軍這樣表示。另據其丈夫王震介紹，在項目到期不能兌付，周峰曾向他提議再簽一份合同認購新風13號，投資一年一定兌付本息，投資第二年同樣計息，但遭到他們拒絕。
王軍還明確稱，自己并未在新風13號合同、合格投資者盡職調查表、承諾函、交易指令上簽字。
多位律師均表示，通常對于影響事實查明的內容，法院都會主張鑒定。
不過，讓王軍夫婦意想不到的是，包頭中院最新下發的通知卻未準許上述鑒定請求，理由是認為本案的事實查明與鑒定事項并無關連。
從庭審過程來看，雙方對于6700萬元的信托合同簽訂時間、地點以及過程存在異議。
據王軍向記者講述，合同是在中信銀行國際大廈支行靠西邊第二個VIP室內簽的，簽訂時間是4月3日，合同名稱為鑫風1號。
而新時代信托在后來提供的合同則是新風13號，從該合同復印件上看到，合同簽訂地點是在包頭市青山區鋼鐵大街甲5號信托金融大樓，而且合同上并未簽明日期。另外，該份合同對應的合格投資者盡職調查表中，認購產品的名稱、金額、日期均未填寫，只有客戶簽名一欄有王軍的簽名。
王軍堅稱，2013年4月他并未去過包頭。在庭審中，新時代信托的代理律師對于雙方簽約過程未提交任何有效證據。
原合同被銀行員工偷走？
據當事人王軍向描述，簽合同那天上午，他在中信銀行VIP室簽的是新時代信托鑫風1號的合同，當天下午王震撥打新時代信托電話，一是詢問資金是否匯到新時代信托的賬戶；二是詢問鑫風1號信托產品是否存在。當時，新時代信托六部信托經理周峰稱有這個項目，新時代信托財務部楊某確認資金已到賬。
由于從2009年以來，原晨一直是王軍在中信銀行的客戶經理，而且從2009年至2012年期間推介的每個信托項目都如期兌付，這讓王軍夫婦對原晨頗為信任。
據當事人回憶，鑫風1號與此前投資的多款信托產品一樣，都是資金池類業務，對于投向合同中沒有約定，但借款方是新時代信托。
但經記者查詢，無法查到鑫風1號的備案資料。而且新時代信托在一審過程中也表示，并未成立鑫風1號。
那么對于一個未成立的信托產品，王軍又是如何投資的呢？又怎么證明自己投資了該產品？
“這個產品合同最終被原晨偷走了。”王軍夫婦強調，2014年4月8日，原晨和袁慧玲又來到他們家中，當時只有王震一個人在家，王震回憶稱，“原晨和袁慧玲把我支開，趁機把我的合同偷走了。”
王震直接去中信銀行國際大廈支行去找原晨。王震當時第一想法報警，次日便寫好報案材料。王震4月10來到中信銀行國際大廈支行，隨后欲去當地派出所報警，而原晨的一位領導對他表示，這是原晨的個人行為，銀行并不知情，但會協助幫把合同要回來，銀行工作人員也在幫著聯系新時代信托，希望他不要報警。
王震寄望于中信銀行幫助解決問題，便未報警。但當他再去中信銀行了解此事時，從中信銀行獲得的是新風13號合同復印件。
中信稱系員工個人行為
一位不愿具名的信托業分析師指出，信托合同保密非常嚴格，同時會定期對委托人進行信息披露，告知其資金的具體投向。
信托業從2002年的第五次整頓以來，很少出現上述這類糾紛產生。當然這也可能是銀行的飛單，因為當事人年齡高達80歲，對業務不太懂，過分信任理財經理，才導致這種后果。
據了解，所謂“飛單”，是指銀行員工私自銷售非本行自主發行的、非本行授權和簽訂代銷協議的私募基金等第三方機構理財產品，而飛單產生主要是銷售人員為了獲得不菲的提成。
近幾年來，銀行飛單事件也不斷被曝光，近期就有新聞報道稱平安銀飛單事件導致投資者百萬元難收回，農業銀行2000萬理財產品成飛單等。
對于飛單，往往最終演變成“涉事的理財經理跑路或離職”，“理財經理的個人行為”。
今年3月，王軍夫婦以及代理律師來到中信銀行國際大廈支行，表達想調取合同簽訂錄像的意愿。不過，隨即被拒絕，該行負責人稱，“此事是原晨的個人行為，與銀行沒關系。同時，盡管6700萬款項是從該網點匯出，但并不知道合同在哪里簽。”
有業內人士指出，其實，想要查清事實的真相并不難，通常銀行的VIP室會全程錄像，如果銀行愿意配合調取錄相，便可以還原合同簽訂的過程。
實際上，現在為了杜絕此類糾紛，[深圳瑞豐注冊香港公司]監管層正鼓勵信托銷售過程實施錄音錄相。
去年，銀監會頒布的銀監99號文再次從行業角度指出，要逐步實現錄音或錄像保存營銷記錄等。今年5月初，銀監會向各銀行下發《商業銀行代理銷售業務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對銀行的代銷業務進行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