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信托業傳入中國。但發展初期都是些外商機構，后來才慢慢有銀行通過設立信托部的模式來兼營信托業務。
1921年，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標明“信托公司”的企業--中國商業信托公司成立，此后數年間相繼成立了十余家信托公司。
但是大部分信托公司成立之初就意在投機，這注定了它們最終將被淹沒在金融動蕩中。
國民政府成立后，[南京 注冊香港公司服務] 以上海為中心的私營信托開始恢復，慢慢的官辦信托機構也開始崛起。
但是由于舊中國的信托行業地位不高，國民也沒有形成成熟的信托觀念，因此信托業始終處于掙扎求生的態勢。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對原有的信托機構進行了改造，但是隨著生產資料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代來臨，信托失去了存在的客觀條件，逐漸消弭于無形。
1979年，在鄧小平的親自倡導和批準下，榮毅仁先生創立了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的混亂與金融制度的不完善，信托業逐漸發展成了“百貨商店”，上千家信托公司變相攬儲放貸、與銀行爭搶資金，信托機構嚴重違章經營、管理異常混亂。
之后的三十年間，信托業先后歷經六次行業整頓，逐步貫徹監管層“分類經營、扶優限劣”的思想方針。
特別是隨著“2001年《信托法》、2007年《信托公司管理辦法》、2007年《信托公司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管理辦法》”信托業一法兩規的法律體系的完善，信托業開始重新煥發生機，逐漸走上正軌。
2007年底，信托資產規模不到萬億，而截至2013年底，這一數字達到10.91萬億元，坐穩金融行業的第二把交椅。
然而，進入馬年以來，信托業反而一改過往策馬狂奔的態勢，放緩增速，開始說起轉型。
信托業協會披露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信托業管理的信托資產總規模為12.48萬億元。
雖然總量再創歷史新高，但較上月下降了0.24萬億元，首次出現月度負增長。
對此，中國信托業協會專家理事周小明表示：“經濟下行增加了信托業經營的宏觀風險、‘泛資產管理’加劇了信托業的競爭、金融自由化萎縮了傳統融資信托的市場空間、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規范減少了簡單通道業務的市場機會。”
剛邁入2014年，信托業就迎來了史上最大的兌付危機--規模高達30億元的“中誠誠至金開1號信托”出現險情。
雖然該產品最終以第三方接盤的方式收場，投資者都收到了本金，也實現了年化超7%的收益，保持了信托剛性兌付的金身。
但是由于到期的信托資產規模不斷增加，尤其是隨著2014年房地產行業的調整，一時間打破剛兌之聲不絕于耳。
其實，目前12.48萬億信托中，扣除單一信托及管理財產信托后，集合信托僅占比26.36%，約為3.29萬億元。而這部分集合信托中，還有3成左右為數家機構共同參與的類通道業務。
剩下的2.3萬億元中，本身就為浮動收益的證券投資信托占比約為12%，投向其他金融機構的約為14%，投向從未發生風險的政府基礎產業領域的為23%。
這么算來真正需要信托公司承擔所謂的剛性兌付責任的“剛兌資產”規模大概為1.2萬億。
截至到2014年2季度末，信托業固有資產總規模3058.57億元，全行業實收資本總額為1188.66億元，全行業所有者權益總額為2749.61億元。
也就是說，信托全行業的凈資產對“剛兌資產”的覆蓋率已經超過了20%。可以比較的是，截至2013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約1%。
另一個佐證是，銀監會內部會議曝光的信托公司上報的風險資產總額約為700億元。但這還僅僅是可能出現風險的資產，同時絕大多數項目也都有完善的風險控制，比如抵押、質押，連帶擔保等等。
顯而易見，信托業并不會發生所謂的系統性風險。
雖說信托公司有能力也有意愿去剛性兌付，這也是過去幾年間信托行業一條不成文的規定。
但是，剛性兌付在擴大客戶積累、促進信托規模迅速膨脹的同時，也掣肘了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一方面剛性兌付違背了信托業“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行業初衷，不利于信托公司的盡責管理；另一方面剛性兌付抬高了市場的無風險利率，助長了道德風險，不利于提高投資者的風險意識。
2013年人民銀行取消貸款利率下限、開放票據貼現利率管制、建立金融機構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建立貸款利率集中報價和發布機制，標志著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進入新的階段。
此前，由于利率管制，銀行和信托等非銀機構形成了“利率雙軌制”。也正是受惠于此，信托借助其本身的制度紅利迎來了一波迅猛發展，但也積累了部分風險。
利率市場中，在加入了銀行這尊巨無霸后，由剛性兌付維系的無風險利率勢必會受到沖擊。
借助利率市場化的契機，央行也表示“應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剛性兌付，順應基礎資產風險的釋放，讓一些違約事件在市場的自發作用下自然發生”。為長久計，打破剛兌，放開管制，讓市場這只大手充分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這或許更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以及結構的調整。資金都是聰明的，它天生知道往哪里流。
剛兌壓力之下，轉型也被炒得沸沸揚揚。歷數過往，無外乎土地流轉、家族信托等新興模式。當然任何轉型都是特定經濟環境的產物。
比如說，《2013胡潤財富報告》顯示，我國大陸有105萬千萬富豪和6.45萬億萬富豪。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多年，當年的“創一代”們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也面臨著如何向“富二代”們傳承的難題。
根據國外成熟市場的經驗，家族信托應運而生。
再比如，規模農業項目的特點就是投資大、見效慢，現代金融服務的不對稱和相對滯后成為制約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
而且隨著現在農村勞動力大量的出逃，出現了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等空巢現象，耕地閑置率大幅上升，從而使土地流轉信托有了一定的發展背景。
不過任何轉型創新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初期必定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對土地流轉信托來說，土地使用權轉讓、土地性質變更、從單一項目到全國范圍的規模化擴張等等問題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
首單土地流轉信托正是因為土地性質問題使后續的現代農業科技項目在成立半年后仍未動工。
對家族信托來說，亟待解決的是如何讓信托機構變得比子女還可信，從而實現財富傳承，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魔咒。
另一方面來說，家族信托的一大主要作用是通過財產權的分離而實現避稅功能，然后我國遺產稅還尚未開征，富一代們也因此缺乏動力。
目前國內大多家族信托因涉及財產權的剝離而被高端客戶不認可，現行運作的多為“偽家族信托”，即附帶服務功能的超大額投資性信托。
除了對自身經營模式的創新外，外部環境的風云突變也讓信托業不得不更加關注同業間的競爭與合作。
2012年下半年以來，一系列的新政實施，監管層幾乎將各個金融子行業間的圍墻全部打通，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保險資管蜂擁而至。資管市場正式進入群雄逐鹿的年代。
其實，對基金子公司和券商資管來說，他們分食走的大部分都是通道業務。而隨著未來同質化業務競爭的加劇，非標資產的逐步清理，通道業務增速必然出現下滑。積極加強自身的主動管理能力才是在大資管浪潮中安身立命的根本。
對保險資管來說，一系列新政的頒布意味著保險資產管理公司不僅要承擔提升保險資金收益的重任，也被寄予推動整個保險資管行業進一步向市場化轉型和改革的重望。
然而，術業有專攻，此輪保險新政更大的意義在于給了龐大的險資一個更廣闊的投資空間。
泛資管時代，真正考驗各家機構生存能力的主要還是其主動管理能力，包括前期項目的獲取、盡職調查，貸后管理等等。
在同業合作層面，各家機構則主要體現為資金的融通以及交叉持股。
拿資管行業新晉權貴--基金子公司來說，截至2014年3月底，已有67家基金公司成立基金子公司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其中有19家背后依靠的是信托公司，14家依靠銀行，1家為四大資產管理系基金子公司，剩余的33家則全部是券商背景。
當然，內部業務模式的創新也好，外部環境突變導致的轉型也罷，都少不了有監管層的政策支持與推動。
2013年信托業年會上，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提出了完善信托業內部治理體系的“八大機制”，俗稱“楊八條”。
他分別從“公司治理機制、產品登記機制、分類經營機制、資本約束機制、社會責任機制、恢復與處置機制、行業穩定機制、監管評價機制”等八個層面深度分析了信托公司治理能力的建設問題。
其中恢復與處置機制也稱“生前遺囑”，是指金融機構以自身面臨倒閉為前提，事先提交處置與恢復計劃。
該制度之前主要是針對“大而不能倒”的銀行制定的風險化解機制。
此外，[注冊香港公司登記服務]分類經營機制指出應當按照各家信托公司的治理狀況、風險管理水平、人才團隊建設和軟硬件支撐等情況，與不同的業務范圍相對應，實行分級管理、分類經營，并同時建立升降級制度。
從而促進各家信托公司實現差異化、特色化發展，讓人盡其能、物盡其用。
2014年4月，銀監會出臺了號稱最嚴監管的“99號文”--《關于信托公司風險監管的指導意見》。指導意見主要從風險管控、業務轉型、監管機制等三個層面來規范信托公司的發展，著重提出了建立流動性支持和資本補充機制、清理非標準化資金池產品等切實有效的管控手段，要求充分貫徹“賣者盡責、買者自負”的信托文化。
監管層近日下發了《2014年信托公司評級指引》。這是2010年以來，銀監會對于信托公司分級監管辦法的首次調整，標準由原來的定性向定量轉化，對信托公司的評價重點放在自主管理能力和風控能力兩個方面。
新規以合規管理要素為前提，統籌考慮資產管理和風險管理要素的評級結果，根據各要素的重要性和級別情況將信托公司分為1-6級，每個級別分別設A、B、C三檔。
評級結果將作為衡量信托公司風險程度、監管規劃和合理配置監管資源、采取監管措施和行動的主要依據。
轉型之年、負增長時代，無論是兌付壓力導致的自身經營模式的轉變，還是競爭更加激烈的外部環境倒逼導致的轉型，再或者是監管層政策的推動，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防范并化解風險從而推動信托業更健康穩健的發展，為了使信托公司更好地服務投資者，真正的回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財”的正確軌道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