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誠信托“誠至金開1號”30億元信托兌付風波再次使剛性兌付問題搶占各財經媒體頭條，雖然到底是誰掏錢兌付、是誰盤走了這些所謂的礦產抵押物、信托方面是否應負民事和刑事責任等問題尚未有明確答案，但好歹是按下了風險的葫蘆。
按下葫蘆起了瓢，[注冊美國公司知識]吉林信托、中商財富典融等更多的信托和有限合伙基金爆出不能如期兌付的問題，投資人慌張失措，擔心的是自己手上這個爛包所在的代銷和托管銀行，是否能像上個項目的代銷行一樣，至少保證了本金的最終落袋。
作為普通投資者，去找銀行理論是最方便可行的，因為他們常常根本無法找到信托當事人和融資方擔保方，這些機構渠道短腿，甚至從產品發售到成立，都從未在投資人面前露個臉。
媒體報道渲染沖突比較多，對投資者和信托行業的法律環境反思較少。而且許多不懂裝懂的媒體人分不清信托、公募基金、私募和有限合伙，對于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項目和資金，你去要求剛性兌付，毫無道理。
只要中國還是法治社會，就得按法律規則辦事。我們來看看剛性兌付的法律屬性。剛性兌付這個東西在信托有關法律上從來就不存在，信托所有法律法規都沒有這個語詞，也沒有有關法律義務。
只是一個“美麗的誤會”，是信托行業為了順利展業而對在風險處置時運用的潛規則。潛規則是不穩定的，而且其實質是一種利益交換機制，它用這種意念中的兌付所帶來的安全感，換取了信托項目的發行并大賺其錢。
實踐操作中，所謂剛性兌付更多是一種信托受益權的流轉，信托公司自掏腰包或者有關資產管理公司來為不能及時兌付的“問題信托”買單，使投資人的投資安全收回。
更重要的是，剛性兌付是不可持續的。除了這次中誠信托“誠至金開1號”30億元的盤子，還有之前陜國投河南裕豐復合肥項目，陜國投掏腰包5.7億元兌付給投資人。而四川信托錦都置業項目，融資方未能償還貸款，四川信托聯系第三方接盤實現了兌付……類似案例不勝枚舉。
一個信托公司一般資本10-30億，受托規模500-2000億，小馬拉大車，只要出現1-2單剛性兌付，基本就可以打回原形。陜國投注冊資本12.1億，2012年凈利潤2.6億，也就是說，這一筆資金相當于2012年凈利潤的2倍。
作為一家上市公司，陜國投加權凈資產收益率僅為2.23%，這不僅低于一般金融行業，更低于普通實業公司，而本單剛性兌付，將使其財務報表更加惡化，使股東利益受損。
不論是不是剛性，兌付問題應遵循兩個大原則，然后再結合中國金融市場當前情況來解決，不能本末倒置。
那就是，第一“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市場原則框架下，誰做的產品發生風險，應由相應主體來承擔責任和風險，而不是找大戶、找政府兜底，這不符合市場原則；第二個是法治原則，按照法律規定來，信托的所謂剛性兌付是業內潛規則，是為了發行產品和經營的，它不是法律規定內容，也未在合同中體現。
借鑒國外金融風險處置經驗，可以發現，雷曼兄弟、美林、摩根斯坦利等金融機構因次級債風險暴露后，美國政府的處置是不同的，金融機構做了“致命的壞產品”而倒閉，是市場經濟運營規則的題中之義，是基本的經濟邏輯，而政府救助不能沒有標準和原則，比如與暴露風險的產品的相關性大小原則，比如過錯責任原則及規模因素等。
當前兌付危機頻現的根源是，目前市面上大部分信托產品其實是反向信托，名義上是受托管理投資人的資金，投資XX項目，實際上是為XX項目融資，設計之初就主要考慮融資人利益，投資風險和責任并不對稱，信息披露極其不充分，這在法律上本身就有問題。
真正保護資產安全的是，從源頭上選擇信托產品的時候就控制風險，這也必然要求信托公司在創設發行信托的時候，就充分設計和控制風險。
而且，這種控制恐怕不能僅靠信托和法律專業知識，而是依賴對市場和產業的準確判斷，太多的案例告訴我們，有再多知識，沒判斷力也是徒勞，結論常常錯誤。
除了源頭上提高信托項目的安全性，[注冊美國公司常見問題]更重要的是對問題信托追究相應民事和刑事責任。這是目前信托觀察和媒體報道的盲點，做壞事沒人追究，不必擔責，那就是一本萬利。
筆者認為，就采用欺詐信息、串通擔保、假擔保、虛假評估、信息披露違規、未盡信托責任、利益輸送、受賄等問題，可以分別適用有關法律對應到合同撤銷、無效、違法發放貸款罪、詐騙罪、受賄罪等民事和刑事責任。唯有嚴刑峻法，才能還信托行業乃至金融整個生態一個健康的環境，才能不必糾結所謂“剛性兌付”這個偽命題，真正從法律上穩定、可預期、對癥下藥地妥善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