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4月2日的“經濟學家呼吁推舉‘國際警察’阻止外匯干預”一文中指出，政治因素一直在妨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開曼注冊公司]世界貿易組織（WTO）和二十國集團（G20）充當這一角色。作者Ian Talley引用美國財政部前高級官員Fred Bergsten的敘述，外匯干預正削弱美國經濟增長，喪失300萬個工作崗位，同時可能帶來類似曾引發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全球性問題。

　　美元匯率涉及一些大型經濟體，焦點中的焦點則是與人民幣的關系。與各種愿望型的表達相比，制度經濟學承認國家的“博弈能力”比“博弈意愿”更為重要。其實，反思日本，有助于思考中國現狀。

　　二戰后，20世紀60年代日元兌美元匯率保持在360：1。20世紀70年代日元升值，加之全球石油危機，日本經濟增長率從10%降到5%左右。1985年的“廣場協議”使匯率從239：1上升到1992年的128：1，直到1995年至80：1，然后逐漸回落。

　　當然，還有這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危機。日本“人口紅利”消失和房地產泡沫，使底層民眾的積蓄成為背景深厚的大資本的取款機。另一方面，“文化—政治—財經”的邏輯，讓日本不可能成為世界性創新的發源地，也不可能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因此，后來發生的新型科技革命和日本沒有太多關系。且不說新興電子產業，在傳統的產業方面，例如汽車制造[注冊馬紹爾公司]，日本也逐漸被西化的韓國趕超。

　　最近，有位朋友打算把人民幣存款轉成美元。他向美國花旗銀行北京分行的理財顧問請教：“花旗是否有這樣的思考：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為5：1或6：1時建議客戶把人民幣換成美元？”理財顧問對此表示驚訝，但我說估計美國政府就在想這個。

　　回到匯率話題。2011年至今最樂觀的預測是：“十年內人民幣對美元至少升值1倍，而中國經濟則可能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目前，中國經濟總量為5.8萬億美元，美國是14萬億美元。

　　與日本相比，中國持續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相對于20世紀60年代的創業一代，中國在計劃生育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是否會陷入到日本年輕一代那樣的享樂主義氛圍之中？中國是否也在科學與制度創新上具備日本這樣的東方民族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的文化基因和社會結構，從而無法跟上新的科技革命？

　　正如《巴倫周刊》發表的財經作家Kopin Tan的文章《美國下一次繁榮的寵兒》所敘述的：“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外包之后，如今美國正悄悄興起一場制造業的復興最大的因素應該是美國能源實力的大爆發對從產品輸出大國淪為就業輸出大國的美國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提振。”

　　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是來自美國政府壓力的結果。當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從九年前的8.3到如今的6.2，如果美國不再需要人民幣升值，人民幣是否還將持續升值到某個點，然后突然貶值？而在國內，不斷超發的貨幣是否會導致購買力大幅下降？對外原材料的依存會對物價上漲帶來怎樣的壓力？

　　以廉價勞動力為支撐的模式正在經受史無前例的考驗。如此思考應該延續：長三角、珠三角的外向型企業創新力何來？一線城市的房價仍在上漲，[馬紹爾公司注冊]城市白領的存款何去何從？年輕勞動力的就業何去何從？認真思考這些話題的人，普遍是充滿緊迫感和恐懼感的。

　　若從博弈論的角度，我們可以這么說，類似中美匯率和外貿競爭這種“嵌套博弈”來說，由于小博弈被嵌套入大博弈的“嵌套博弈”之中，人民幣匯率的答案不在人民幣之中，中美貿易糾紛的答案不在兩個國家的海關之中，正如世界金融的答案不在金融之中。

　　愿望型的改革思路如此清晰：保障實體經濟的良性發展、停止土地財政以確保城市化的良性發展、營造底層民眾的創新能力。只有透過真實，人們才能重建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