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財政部發布通知，從7月1日將大幅降低汽油等能源進口關稅，其中柴油、航空煤油實行進口零關稅。而在中高檔消費品進口關稅問題上，財政部對于相關部門減稅呼吁以按兵不動的回應，透射出當前進出口稅收調整的部門博弈漸顯。當前相關方未能在中高檔商品等領域達成減稅共識，根本上源自目前針對中高檔商品的減稅政策可能會使進口貿易部門與其他部門面臨一場零和博弈。

　　當前，降低中高檔商品進口環節稅的最大甚至唯一的收益者為進口貿易部門。中高檔商品進口環節稅只是影響國內奢侈品市場和消費價格的一個中性變量。國內奢侈品消費價格能否隨關稅而下降，主要取決于奢侈品進口供給體系的自由貿易空間，即若當前依舊實行事實上的進口貿易資格審批制，降低關稅將只是提高現有進口貿易部門的壟斷收益，這些貿易部門很可能利用其對進口中高檔商品的壟斷供給地位而不愿降低國內奢侈品價格，從而中高檔進口商品關稅的下降不會擴大國內消費市場空間。如目前在海南推行的針對中高檔進口商品的免稅島試點，就顯示出了減稅對奢侈品消費價格和市場的擴充效應是有限的。

　　可見，貿易部門理論上可從降低關稅中獲得減順差、活躍國內消費市場等受益，但降關稅與增加進口和活躍國內奢侈品市場間不存在哪怕統計意義上的正向相關。

　　至于財政部未對中高檔商品采取降稅措施，既源自進口環節稅之于中央財政收入的重要性，又因為降低中高檔商品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存在不可把控性的擔憂。進口環節稅屬重要中央稅，以2010年為例，中央財政收入為4.25萬億元，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和關稅合計達1.25萬億元，同比增長在35%以上，且占中央財政收入比重的約30%。顯然，當前財政部不僅很難計量出降低中高檔商品關稅等會把多少奢侈品消費留在國內，增加國內消費稅、營業稅等收入從而抵消對其進口環節的減稅效應；而且，相對于海關代征中高檔商品進口環節稅的低成本，在國內銷售環節征收營業稅、消費稅等也存在征稅效率問題。何況諸如營業稅等為地方稅種，因此即便營業稅等隨關稅下降而提高，對中央也不具顯著的激勵效應。

　　同樣，對國內消費者而言，當前國內商品頻繁出現的質量問題確實增加了居民對進口中高檔商品的需求，如國產奶粉安全門使境內居民想方設法去中國香港地區等購買進口奶粉等。然而，單純降低中高檔進口商品進口環節稅，而未配以打破進口貿易資格的壟斷管制，消費者將很難預見到降低中高檔商品進口環節稅會給其帶來多大程度的價格補償；同時，消費者無法開放性地參與到關稅調整的合作博弈中維護自身權益，從而降低了消費者支持降低關稅的熱情。

　　當然，國內相關商品制造商將是降低中高檔商品進口環節稅的最大反對者。毫無疑問，減稅幅度過小無益于國內奢侈品市場擴容，而降幅過大到一旦促使國內消費者采取進口替代更為有利可圖的程度，無疑將侵蝕國內制造商的市場空間和利潤，從而促使國內制造商動用各種資源進行阻礙，如國內制造業會以進口替代會增加其運營難度，從而降低制造業對就業的吸附和降低國內增值稅等來反對降低進口關稅。畢竟，當前國內相關商品標準和質量不僅顯著低于國際標準和質量，而且目前國內的經濟激勵制度使企業對生產技能和知識的投資激勵不足，這使國內一些制造企業擔心任何放松進口成本的舉措都會加劇其風險敞口。

　　由此可見，當前降低中高檔商品過高的進口環節稅負和非關稅壁壘，必需配之以改革當前以貿易許可證為主導的貿易進口審批制度，逐漸推進允許私人部門參與中高檔商品貿易的自由準入制度；同時，對在降低中高檔商品進口環節稅中的受損者給予適當的補償，如允許其參與進口貿易領域、為其對技能和知識的投資提供補償激勵等，以降低關稅調整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