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18日至21日舉行，今年的會議正值“十二五規劃”收官，又逢“十三五規劃”開局，從時間點看，堪稱中國經濟新的五年周期最重要的一次經濟會議，因此備受矚目。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凸顯了依據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一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新的突破口，提出了2016年的五大經濟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在很大程度上，五大任務既是強調實操性的政策目標，[注冊公司]又是能夠顯現政策落實進度的具體政策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與往年經濟會議提出的目標任務相比，五大任務更加微觀、具體，與百姓切身利益的關聯度也更高。這表明，政策實操性受到空前重視。五大任務的提出，不僅為明年乃至今后一段時期的經濟增長作了具體的前瞻性部署，同時凝聚了判斷當前經濟形勢、未來突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障礙的考量。由此，也為我們提供了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主旨的清晰視角。
引領新常態是經濟工作邏輯起點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這一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再次得到強調。這一大邏輯，是基于中國經濟內外部環境作出的重大判斷。過去一段時間，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至2013年的經濟周期內，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全球主要經濟體在政策面都更偏重需求側的供給。比如，以寬松的貨幣政策滿足流動性需求，以刺激消費擴大產業鏈終端需求等。從本質上看，注重需求側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思路。經濟史證明，注重需求側確能在一定期限內起到讓經濟盡快穩定下來或保持高速發展的作用，但這種作用并不穩定。美國在本·伯南克主政美聯儲期間，出于應對金融危機的需要，在長達7年里實施零利率政策，幫助美國穩定了金融秩序，恢復了市場信心。從天上往下撒錢式的應對，也讓本·伯南克獲得了“直升機本”的綽號。但在歐洲和日本，采取同樣策略卻效果迥異。歐元雖然貶值30%，但債務問題至今仍從希臘等高負債國家陣發性威脅著歐元區穩定，制約著歐盟的經濟增長。日元貶值約60%，雖然短期內帶動了市場繁榮，但因邊際效應銳減，日本經濟出現了重陷泥潭的跡象。
類似不穩定現象在中國也存在。雖然中國不在危機的中心區域，也沒像美、歐、日那樣實施徹底的需求側刺激政策，但在應對危機的策略使用上，與美、歐、日有不少聯動，特別是在貨幣政策上。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也采取了寬松貨幣政策，同時各種項目大干快上。一段時間里，有項目就能獲批，甚至審批部門主動要求地方申請項目。需求側得到全面刺激，中國經濟在金融危機期間得以高速增長，但扭曲經濟周期、扭曲生產要素帶來的副作用近年逐漸顯現。投資增長速度下降，工業品價格連年低迷，企業效益和財政收入下滑，房地產庫存過高、環境資源透支嚴重等風險，已成為制約經濟增長和百姓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
認識和適應，不能只看GDP從兩位數降到一位數，還必須深刻了解導致這種變化的內外原因；引領新常態，變被動為主動，就必須以問題為導向，以內外環境發生的變化為參考，作出針對性部署。正是出于這種考量，主要體現在供給側的問題，成為經濟政策的新著力點。解決了供給側的問題，就能突破阻礙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關口，為落實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贏得更廣闊的空間，為今后應對美元升值等外部變化贏得更大主動權。從強調適應新常態到更重視引領新常態，構成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經濟工作的邏輯起點。
五大任務是供給側改革具體化
從引領新常態出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這五大任務為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具體注解。
當前，產能過剩的情況比較嚴重，有研究者認為，經過上一輪經濟周期的刺激性發展，產能過剩現象幾乎在所有行業存在。而產能過剩的一個主要標志，就是庫存化嚴重。在百姓的觀感里，房地產業的庫存化現象尤為突出，特別是在投資屬性難以顯現的三四線城市。產能過剩和庫存嚴重，表面上意味著供給充足，實際卻是無效供給充足，而有效供給依然不足。這一現象在各個行業都不乏實例。比如，盡管房地產業在上一輪經濟周期中得以迅猛發展，但在市場上供需渠道卻不暢通，一面是各城市大興土木高樓林立，[注冊離岸公司]另一面是有購房需求者望房興嘆。又如，中國是日常生活品第一生產大國，但消費者寧愿在境外購買化妝品、奶粉、電飯鍋、馬桶，卻不愿在境內消費，境內龐大的生產能力無法對應市場需求。無效供給能力強而有效供給能力差的結果，只是讓GDP數據變得亮麗，并維持了貌似穩定的就業率，但導致企業活力受到抑制，經濟增長空間受到壓縮。
無效供給還帶來生產要素的進一步錯配。為了維持沒有意義的生產以獲得財政補貼，有的企業寧愿擴大債務，用新貸款償還舊貸款利息，以新債還舊債，導致企業風險加大。有的企業，不是將銀行貸款投于實體項目改造升級，而是投于資本市場以博取短期資本利潤，延宕了出清庫存、甩脫包袱的周期。而有的地方政府，要么出于政績或社會穩定考量，默許或支持企業維持無效生產、無效供給的做法，要么出于財政稅收的需要，不但不考慮為企業減負，甚至想方設法增加企業負擔，提前征稅、以費代稅現象屢見不鮮。企業成本減不下來，社會資本不敢進入，限制了有效供給。
由此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都是針對供給側問題作出的部署。會議提出的“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減少無效供給，要求將僵尸企業從市場中驅逐出去，無論這些企業涉及什么利益鏈條，有什么崇高名義；擴大有效供給，不僅要求土地、資本、勞動力等基本生產要素從無效或低效產業中解放出來，還要求引入與市場對接更順暢的信息、創新等要素，實現重新整合。資源的重新組合不是易事，這也是會議強調供給側要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原因。在這個意義上，五大任務等同于供給側改革的五個切入點。
四大改革是供給側改革牽引者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靜態環境中完成，供給側改革同樣如此。比如，為擴大有效供給，需要將過多擠占市場資源的僵尸企業逐出，但不少缺乏競爭力、只能提供無效或低效供給的國有企業，占據了過多資源。即使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門要落實減少無效供給，對這類企業往往也有心無力、束手無策。又如，能與市場充分對接、有足夠創新能力的企業，往往因負擔過重無法發育。因此，落實供給側改革并完成相關目標，必須將其置于更大的改革架構中，系統推進。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為完成五大任務，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牽引作用的改革措施。會議將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四大改革中。
其一，加快改組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推動國企改革，顯然是為處置國企中的僵尸企業，實現去產能、去庫存做準備。在產能嚴重過剩的鋼鐵等“三高”產業中，有不少是國企。只有推動國企國資深化改革，處置其中的僵尸企業，將資源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實現。
其二，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抓住劃分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完善地方稅體系、減輕企業負擔等關鍵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關鍵，是因為供給側改革既要算清無效供給太多的賬，也要算清地方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賬，如此才能實現產能和需求相對平衡、有效供給擴大這筆經濟大賬。
其三，金融改革要盡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加快推進銀行體系改革。這實際是為企業直接融資夯實基礎，使企業通過融資和減負兩端的改革，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其四，社保改革要完善個人賬戶，堅持精算平衡，提高統籌層次。社保改革始終為社會關注，是因為企業作為社保基金的繳納方，社保繳費水平是否合理直接涉及企業負擔的輕重，同時，在延退政策推出后，企業雇傭人員成本可能進一步增加。既要保證企業活力，又要保證社保政策順利實施，將個人賬戶剝離出來以減輕政府負擔和企業的繳納壓力，以提高統籌層次盤活沉睡的社保基金，讓其在市場中實現保值增值，關乎企業對未來的預期和對資源的配置。
可以說，國企國資、財稅、金融和社保四大改革，起著優化供給側改革環境、牽引供給側改革方向的作用，供給側改革也起著為四大改革增加新動能、倒逼四大改革的作用。四大改革與供給側改革一同為五大任務立下了路標，將具體、微觀的五大任務與相對抽象、宏觀的深化改革目標納入同一個平臺和語境中，這為繁重的改革和發展任務協調并進創造了條件。
供給側改革孕育新財富機會和平等前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思路和五大任務目標，不僅旨在經濟增長，還包含了為百姓提供新的財富機會，促進民生平等的前景。
從當前的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得到鼓勵，減少無效供給主要針對第二產業，特別是“三高產業”。這意味著，綠色農業和服務業將得到更多政策、資金等支持，從而為創業者帶來新的財富機會。
從關鍵領域的改革重點來看，改革的深入推進也將創造新的財富機會。比如，特別強調了股票市場的直接融資功能，意味著多層次的市場體系將加快建設，而且將汲取過去重建設輕監管的教訓，使投資者權益得到更好保護。比如，股市推進注冊制，將使“殼資源”不再那么珍貴，上市公司的業績表現將更有價值，這有助于股市價值投資。而推進新興戰略板、加快新三板轉板、擴大外資投資額度等舉措，也為投資者提供了新的投資選擇。
在財富機會之外，更引人關注的是促進民生平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將房地產問題列為單獨任務，將“化解房地產庫存”作為五大任務之一。為此，會議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加快農民工市民化。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房地產市場的這些新政策，不僅是出于去庫存這一單一的經濟目標，也不僅是為了通過房地產去庫存帶動下游數十個產業找到買方，還兼有促進民生平等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按照發改委未來5年讓一億人口城鎮化的目標計算，不僅未來20億B30億平方米的住房可以去庫存，占流動人口總數一半的新市民，也將獲得過去集中在城市戶口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從而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對于買不起城市住房的新市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有安排：把公租房擴大到所有非戶籍人口。住房租賃市場的發展，既有助于讓房價保持相對穩定，也可使外來勞動力長期定居城市，享有部分基本公共服務。
此外，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加快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解決好群眾看病貴、看病難問題；社會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線，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務；要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提高扶貧質量。這些表述雖然多數不是首次提出，但考慮到“十三五規劃”期間也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之時，可以預言，民生將受到更大的重視。
總體來看，新常態、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和民生構成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四個主題詞。它們相互關聯，新常態提供宏調基本邏輯，供給側改革提供突破口，五大任務提供具體目標，民生提供經濟發展的韌勁。四者越契合，明年乃至今后一個時期的經濟前景越明朗。可以預見，這一前景在實現過程中將不乏內外挑戰，保持政策定力，注重改革效能，是應對種種挑戰、沖破種種關口必須堅守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