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十一”電商大戰的硝煙已經散去，“6·18”年中大促又拉開了帷幕，這一次又有多少網購族能忍住不“剁手”呢？國內各大電商摩拳擦掌，各出奇招，誓要在這場年中大戰中分得一杯羹。
作為“6·18年中大戰”的大“莊家”，京東這次又準備如何應戰呢？中國商報記者了解到，今年4月正式上線的京東全球購首次參與“6·18”大促，為了保證貨源充足，京東全球購與其供應商——加拿大新永安集團合作組織包機送貨。商家積極參與的背后正是國內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熱情。事實上，也正是這種熱情與需求直接催生了我們身邊無處不在的個人代購，也“引誘”各大電商巨頭加入跨境電商的爭奪戰。
2014年我國跨境電商迎來“開天辟地”的一年，[新加坡注冊公司]先是亞馬遜宣布開通海外六大站點直郵中國服務，高調推出“海外購”國外商品直采供應國內市場，隨后的“雙十一”期間阿里巴巴也高調宣布進軍全球的市場戰略。資本市場上，成立僅一年的蜜淘網獲得了3000萬美元B輪融資，估值超過1億美元。做C2C海淘模式的洋碼頭也完成最新一輪融資，融資金額超過5000萬美元。包括京東、蘇寧、聚美優品、唯品會、1號店、順豐優選等國內電商平臺也紛紛推出自己的海外購物項目。
2014年成為業界公認的跨境電商“元年”，那么，經過去年爆發式擴張的跨境電商，今年是否還將維持這個趨勢呢？
跨境電商順流而上
進入2015年，跨境電商發展勢頭依然迅猛，并且密集迎來政府層面的扶持政策，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中國商報記者梳理發現，今年上半年國家層面平均一個月左右就會出臺一項涉及跨境電商的政策，足見國家對跨境電商發展的重視程度。
今年1月29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出臺了關于開展支付機構跨境外匯支付業務試點的通知，網絡購物單筆交易限額由1萬美元提高至 5萬美元；3月12日中國（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獲批，成為國內首個試點城市，截至目前跨境電子商務進口試點城市已有7個：上海、重慶、杭州、寧波、鄭州、廣州及深圳。4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完善消費品進出口相關政策，豐富國內消費者購物選擇，降低部分消費品進口關稅、調整征稅范圍等；5月12日國務院出臺了加快培育外貿競爭優勢意見，提出要大力推動跨境電商發展，積極開展跨境電商綜合改革試點工作，抓緊研究制訂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指導意見。
進入6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又部署了四項舉措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展。一是優化通關流程，二是落實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貨物退免稅政策，三是鼓勵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為跨境電子商務提供通關、倉儲、融資等服務，四是鼓勵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企業通過海外倉、體驗店等拓展營銷渠道，培育自有品牌和自建平臺，合理增加消費品進口。
商務部研究院消費經濟研究部副主任趙萍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整體來看，我國對跨境電子商務進口方面的扶持力度已經非常大了，例如單筆交易限額由1萬美元提高至 5 萬美元，跨境電商在支付方面幾乎不存在什么障礙。6月10日出臺的通關便利化政策和退免稅政策也給跨境電商帶來了很多便利，政府已經為跨境電商創造了一個非常寬松的環境。
手握多個“政策紅包”，跨境電商是否真正享受到了這些政策帶來的便利呢？
海蜜全球購創始人徐俊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的國家政策對進口電商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在與中國（杭州）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走三單合一流程的時候，他們充分感受到了政府想要扶持、服務電商企業的誠意，在不到一天的時間里走完了全部審批流程，這在幾年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京東集團稅務與資金副總裁蔡磊告訴中國商報記者，這些政策從國家引導方向以及行業實際操作方面都對跨境電商業務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從這一點來說2015年可以說是跨境電商之年。
蔡磊表示，京東也從這些政策中受益良多。京東自2012年起開始運營跨境電子商務出口業務，在2014年6月辦理了北京市第一例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退稅，而京東在今年4月15日正式上線的面向零售進口的“全球購”業務更是這方面的最新例證。具體來說，京東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受益：
首先，試點城市的增加擴大了京東跨境電商業務覆蓋面，降低了物流等成本，同時帶動了更多的當地中小企業加入京東跨境電商平臺，擴大雙贏、多贏的輻射效應。
其次，隨著政策的進一步明確和優化，跨境電商業務受到海關大力支持，進出口報關流程的調整加快了整體通關速度。
再次，海關零售小包裹的出口退稅政策落地執行，對于以往無法享受退稅政策的跨境零售商品以“分送集報”的模式申請退稅，對于從事出口業務的電商平臺和商家來說都是重大利好，提升了中國商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使商家直接受惠。
政策扶持仍有完善空間
面對巨大的市場需求，又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扶持，國內大大小小的跨境電商業務正“紅紅火火”。當然政府出臺的每一項利好政策也并非十全十美，具體落實在跨境電商身上，仍然有待完善的空間。
“受益于國家跨境電商政策的進一步落實，京東的業務運營發展十分順利，未受到什么阻礙。作為行業內的先驅者，我們期待國家試點范圍進一步擴大，讓相關利好輻射區域更廣；另一方面，我們在具體業務運作中也確實碰到了一些操作上的細節性問題，希望國家及各級監管部門能對一些環節做出進一步指導和明確。”蔡磊表示，希望國家對于一些海關政策細節和操作流程可以進一步明確，例如對于零售進出口模式中發生退貨時，在相應的退稅和貨物退關政策方面，希望給予更明確的指示。
此外，貨款結算是跨境電商業務一個重要環節，目前京東跨境電商平臺上的商家主要是中小型商家，這些商家受到其企業規模所限，在外匯結匯方面受到限制較多，無法全面享受現有的進出口貿易企業外匯業務便利流程。因此期待國家在外匯方面出臺更多的政策，降低中小型出口企業的收付匯門檻，以鼓勵和培育它們的業務發展，也期待國家對于一些真實的非貿易項目，如代收代付稅款的結匯政策做出明確規定。
徐俊向中國商報記者透露，目前海蜜全球購的成長速度在同行業中也是比較快的，但在退換貨方面還是遇到了一些問題，“眾所周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對跨境電商來說是立足之本，希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希望國家支持開放更多的商品品類，只有紙尿褲、奶粉這些標品不足以稱之為海淘。”
而在趙萍看來，目前國家對跨境電商的相關政策是比較完善的，但政策目標存在多元化的問題，下一步應該注意政策的協調性，要在多個目標之間保證政策的一致性，從而使政策效果更加明顯，而不至于讓不同的鼓勵政策相互抵消，效果不彰。
行郵稅上調傳聞
引發業內擔憂
在接連不斷迎來政策紅包的同時，勢頭正旺的跨境電商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引發了一些從業者的擔憂。近日一則今年9月份國家將上調行郵稅的傳聞廣泛流傳，還有傳聞稱國家將取消行郵稅，并入一般商品貿易關稅，這些傳聞催生了不少“跨境電商將遭殃”的論調。
海關總署副署長魯培軍近期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向媒體透露，下一步會不會把貨物稅和物品稅進行合并，這個問題有關部門正在進行研究，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定論。
目前很多跨境電商都是將進口貨品先囤在進口口岸的保稅區中，等消費者下單后，再直接從保稅區發給消費者，這部分商品多附加10%的行郵稅，相較于一般貿易進口環節需要征收的關稅、17%的增值稅等進口環節稅收而言，該稅稅率低得多，這種做法也引發了國內制造企業“不公平”的呼聲。
“重要的是看政策制定者要實現什么樣的目標。如果制定這個政策的立場就是想吸引境外消費回流到國內，我認為調高行郵稅的可能性更大。”趙萍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如果從促進跨境電商發展的角度來講，下調行郵稅也有一定的道理，畢竟我們為了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國家出臺了很多促進跨境電子商務發展的相關政策，下調行郵稅跟這些鼓勵政策的初衷是一致的。
蔡磊則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從原則上來說，消費者作為行郵稅的納稅義務人及傳統大宗貿易進口稅費的實際承擔方，最終應實現從傳統貿易或跨境電商兩個渠道購貨承擔同樣的購物成本和稅負。而從企業實際業務運營角度來說，成本不僅需要考慮直接稅負，還需要綜合考慮整個行業的綜合成本。而跨境電商行業目前還在前期培育階段，目前行業特點是“頻次多、貨值小、品類雜、單量低”，和傳統大宗貿易進口相比，盡管行郵稅整體稅率略低，但相對的交易環節單位成本比較高（如物流、倉儲、報關服務等成本）。因此，在跨境電商行業未發展到可以體現規模效益前，提高行郵稅會直接提高消費者的購物成本，不利于行業的整體發展，也不符合國家鼓勵跨境電商發展的整體政策方向。
“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政府會給予跨境電商更多的扶持和優惠政策，因此過早地提高行郵稅，而對于跨境電商這個初生‘嬰兒’來說并不是有效的退燒貼。”徐俊告訴中國商報記者，“退一萬步來說，我們國家的行郵稅在國際上仍屬于比較高的水平，有關方面在行郵稅率控制金額上的管控也比較嚴。很多中國人對境外商品有需求，但高額的稅率又倒逼他們蜂擁到國外去搶貨，這種現象不僅影響了國人的形象，還縮減了國內資金，如果此時再提高行郵稅，無疑又是把一大批中國消費者推向境外去消費。”
在徐俊看來，[注冊新西蘭公司] 如果政府想平衡跨境電商和一般貿易商，那完全可以通過別的方式達到這個目標，“比如在不打擊跨境電商的情況下，給一般貿易商更多的優惠或者幫助，只有百花齊放，才能讓市場更好地發展，跨境電商畢竟剛剛起步，可以等未來時機成熟再提高行郵稅。當消費者對于商品質量的重視程度高于價格的時候，稅率的問題就不再敏感，這是跨境電商起步和發展道路上必經的一些問題。跨境電商的發展對于增加國內就業機會、境外消費資金回籠等方面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國內跨境電商有了政策的支持，諸如消費者在日本買中國產的馬桶蓋這種事情或許也就不會再發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