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運營模式，使整個出租車業既失去了通過提高運營效率內部化解成本壓力的市場能力，又因運價管制而難以通過運價轉移油價上漲成本，同時出租車牌照費和份子錢并不直接與出租車的服務收益多寡掛鉤，致使整個出租車行業出現了權利義務不對等的系統性扭曲，從而使出租車行業在油價上漲等壓力下難以避免地出現市場失靈。

與此同時，當前提高出租車運價意味著增加居民出行成本并增加通脹風險，從而使政府相關部門面臨運價上調的調控之惑：若運價的上調無法覆蓋油價上漲成本，出租車司機將因收入受損而采取退出出租服務應對；而運價上調過高不僅將導致潛在乘客流失，壓低出租車司機收益，并同樣難以避免出租車司機退出出租服務市場導致用工荒局面，而且還將增加通脹壓力。顯然，這意味著出租車市場難以避免地出現了規制失靈問題。

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整個出租車行業的產業結構和利益結構的扭曲，即出租車牌照的高拍賣價格使出租車市場的收益流出現了一級擠占一級的壟斷租金現象，在運價管制下，出租車公司高價拍得經營牌照后必然通過向司機征收高額份子錢以把成本和風險向出租車司機轉移，以鎖定出租車公司收益。所不同的是，公司制的出租車運營模式，出租車公司通過績效工資形式向出租車司機轉移成本和市場運營風險，而諸如北京的出租市場承包模式則直接通過提高份子錢向出租車司機轉移成本和運營風險，至于溫州的出租車牌照市場化競拍運營模式，則是以高出租車牌照費用的形式直接向出租車運營者轉移市場風險。如自5月1日起上海將采取下降出租車承包稅費以應對油價高企壓力，然而當前上海出租車公司面臨的用工荒問題顯示這一手段成效有限。

出租車服務是排他性市場服務，不具有典型的外部性，把出租車服務作為準公共產品并不可取。因此，逐漸推進出租車業的市場化改革是務本之舉。我們認為，國內出租車市場可以參照英國倫敦和新西蘭的出租車運營管理模式進行改革，如逐漸放松對出租車牌照的數量管制，并消除出租車牌照管理部門拍賣出租車牌照的行政壟斷收益。嚴格而言，出租車牌照費用本質上是行政收費，而非出租車運營收益的市場貼現，以工本費成本征收出租車牌照費客觀上避免了政府與市場爭奪出租車運營收益。

同時，采取出租車從業人員的市場資質準入制度，出租車車型安全標準準入制度等，而非出租車公司的市場準入制度，逐漸消除出租車市場的寡頭壟斷局面。即逐漸實現任何個人和公司，只要符合出租車從業人員的市場經營資質，都可以購買符合出租車安全標準的車輛，進行出租車服務。當前前提是從事出租車服務的人員必須繳納一定保證金和加入出租車從業人員協會，以便規范化管理和監督。

顯然，當前政府應走出行政萬能的誤區，把市場的交給市場，該政府管制的做到不缺位和錯位，才能真正有效消除出租車日益突出的市場和管制的雙重失靈。

最近，深圳和上海等地通過提運價和降承包稅費等手段為出租車司機減輕油價上漲壓力。然而，這不僅未能舒緩油價上漲對出租車司機收入的侵蝕，反而使該行業局部陷入用工荒以及出租車牌照價下跌等狀況之中。

應該說，目前一些地方出租車業的漲價困惑突出地表現為市場失靈和規制失靈的疊加。具體而言，由于當前國內出租車業實行出租車牌照數量、運價和市場準入等多重管控，使出租車業帶有明顯的壟斷運營特征。即出租車牌照的拍賣制度，使出租車牌照發放部門獨享出租車經營牌照拍賣所帶來的行政壟斷收益；出租車數量管控和市場準入管制，則使作為寡頭壟斷的出租車公司得以獲取壟斷運營收益(出租車司機所說的份子錢)。